1980年初，北京，宋任穷和王鹤寿奉中央之命，同纪登奎进行了一次谈话。谈话并非单纯评价工作，而是涉及一位中央领导干部的去留。面对组织提出的辞职安排，纪登奎没有迟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坚决服从中央安排。” 这句话分量很重。此前，他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，又担任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，在党政军多个重要岗位上工作。此时主动退出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更不是个人事务所迫，而是对形势和组织要求作出的判断。 纪登奎早年的经历，带有地方干部常见的踏实底色。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，他参加革命，后来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到河南，长期在基层和地方任职，熟悉农村、宣传以及地方治理。 1951年，纪登奎在河南许昌工作时，曾受到毛泽东关注。当时的纪登奎已经38岁，并非原来一些说法中的28岁。他在汇报工作时，对当地情况掌握得十分具体，数字、生产和群众工作都能讲清楚，给人留下了鲜明印象。 后来，人民日报发表介绍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经验的社论，纪登奎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人知晓。对地方干部而言，这种肯定不仅意味着个人受到重视，也说明基层经验开始进入中央视野。此后，他担任许昌地委书记，逐渐成为河南干部队伍中的重要成员。 1958年，纪登奎调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兼洛阳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。洛阳工业基础较强，地方工作复杂，既要抓生产，也要处理群众生活和社会秩序问题。纪登奎在这一岗位上继续积累经验，后来进入河南省委领导班子。 1967年，河南地方机构受到冲击，纪登奎一度离开工作岗位。同年9月，毛泽东途经郑州时再次见到他，并称他为“老朋友”。谈及此前受到的冲击，纪登奎没有长篇诉苦，只是说：“受苦也能锻炼人。”这份克制和机敏，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。 1968年1月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，纪登奎担任副主任。1969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他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发言，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对一个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，这次进入中央，是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。 进入中央后，纪登奎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。1970年12月，毛泽东决定调整军委办事组，并让纪登奎参与北京军区工作，随后由他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。纪登奎过去主要从事地方和行政工作，真正直接管理大部队的经验有限，面对这一任命，压力可想而知。 北京军区地位特殊，责任也特殊。纪登奎并未把军队工作当成地方工作的简单延伸，而是努力熟悉部队制度、干部情况和战备任务。他与李德生等人共同承担职责，在复杂环境中维持部队稳定。这段经历，也让他更加清楚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的区别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纪登奎主动向邓小平提出辞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职务。邓小平曾劝他留任，但纪登奎态度坚决。他后来对儿子纪坡民说：“掌握军权，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是不一样的。”这不是一句泛泛的表态，而是一个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干部对权力边界所作的实际判断。 辞去军职后，纪登奎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。到了1979年，他又考虑辞去党政领导职务。有人劝他不要主动提出，认为人事调整应由组织决定；但纪登奎显然已经作出取舍。他不愿把个人去留变成组织迟疑，更不愿让职务问题影响中央调整工作的推进。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，宋任穷、王鹤寿找他谈话，既肯定他在中央工作的成绩，也传达了组织希望他辞去领导职务的意见。据有关回忆，中央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由纪登奎主持起草。听完谈话后，他明确表示同意。 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、纪登奎、吴德、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，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。对纪登奎而言，这次离开不是突然转身，而是从军队岗位到党政岗位，再到主动退出的一连串选择。 1982年，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策调研，职务为部级研究员。离开权力中心后，他仍然没有脱离熟悉的农村工作。遗憾的是，他原本打算撰写个人经历和在北京工作的回忆，后来未能完成。1988年7月13日，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5岁。 特别